首先，人认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是有独立价值的存在，是不隶属于任何人的独立存在。

刘少奇同志初步提出了在党章之下建立一个体系化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要求。在党内立法上先行先试，为官员提供示范，值得优先考虑。

政党转型难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要害，煎熬着相应国家的诸多政治与文化精英。一部较详细的党内法规，显然指的是党纲和党章之外关于党组织和党员如何活动、行为如何规范、责任如何追究、具有法规内涵性质的规则体系。比如，有的时候，一个并不非常正式的通知，它的效力就有可能高于党内法规乃至于党章。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党内立法要有一个明确的根本法意识。24改革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党内法规建设明确的法治化定位，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政治保障。

第三，联动机制的最终目标为建立覆盖党法和国法的统一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体系。它能够保证法规的专业性、科学性，这也是所谓科学执政的一个重要体现。（二）主权在民 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这种治国安邦的全局性，只能是宪法和法律才具有。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执政党提出，要在2010年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

而且法治国家的建设还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因此，尽管法律完备这一条是实行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但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程序法应体现与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原告与被告双方诉讼地位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必须实行首长负责制，故而同立法机关相比较，行政部门较易违法。认真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规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办案程序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与裁定。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的各种具体标准、原则和要求具体表现出来。对此问题，十七大报告十分重视，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认为党的优势是建立在权力上，认为党掌握的权力越大越集中甚至把国家权力机构只当作摆设，执政党地位就越巩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科技、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日益发展与复杂多变，国家的行政职能有扩大趋势。

中国现在执法与司法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因此，它应具有一系列具体的明确的标志和要求。

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

程序正当包括：民主、公开、公正、严明。全面地、充分地实现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律的根本目的。3、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保护被告的辩护、公开审判等权利。[3]那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法治，主题报告曾征询过75000名法学家及30个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意见。[2]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但是，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

在权力监督上中国虽然有御史一类官职的设置，但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是现在诉讼当事人难以享有平等权利保护的关键所在。

否认人在社会中应当享有本属于他自己的权利，就是否认他的做人的资格，使人不成其为人。认真搞好党政机关的分工与制约，切实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依法行政要求一切抽象与具体的行政行为都要遵循法律。行政机关不能干涉，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各级人大也不能干涉。

至于以公民的权利制约国家的权力，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为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恢复以前曾经有过的大区法院的建制，可能是重要措施之一。要坚持司法中律师的作用以及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等等。各种具体战略都只是涉及治国的某一个方面。

它本身并非目的，其作用在于保证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同时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一机构或某一部分人之手而滥用权力，并对立法权特别是行政权起制衡作用，后者如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必须实现各项工作法治化，决不可离开法治的轨道运行。

在古代，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都集中在君主和地方行政长官之手。（九）程序正当 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

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又次，现在的执政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完全正确，这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国内政治条件。

二是在立法中如何避免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与利益平衡，也是重要课题。如果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适用与执行等）没有一定过程、规矩、规则，这样的法律制度将是僵死的，这样的社会将充满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恣意妄为。它的出现反映了依法行政对于现代法治的重要地位与作用。[4]见李步云、王德祥、陈春龙：《论以法治国》，载《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宪法和法律是一种明确、具体的行为准则，它们怎么制定、怎么执行、怎么遵守、怎么适用，都有自己的规矩。[7]载该报1999年4月6日理论版。

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70年代末，中国学者提出并使用这两个概念时，目的是使法治这个概念易于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公民所理解和把握。

人权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集中体现，是人的需求和幸福的综合反映。（五）法律平等 包括分配平等和程序平等。